（1）“杀鸡用牛刀”：
肝癌各治疗方式的创伤是不同的，一般来讲，肝移植＞肝切除＞介入栓塞＞射频等局部治疗。治疗肝癌，在临床获益相仿的前提下，尽量用创伤小的治疗方法。在我们肝胆中心，直径＜5cm的肝癌大多数是利用射频或介入栓塞等微创方式治疗，如果肿瘤位于肝脏偏中部，用经皮肤肝脏穿刺射频治疗；如果肿瘤位于肝脏边缘，则用腹腔镜下射频治疗。如果影像检查提示肿瘤的动脉血供较为丰富，则采用介入栓塞的方式治疗。从微创和保护肝脏储备功能的角度讲，对这些较小肝癌，如果还要通过肝叶或段切除术的方式去治疗，那可真是“杀鸡用牛刀”了。当然，如果肝功能储备很差，尽管肝癌小，也还是应该考虑肝脏移植术，这不算是杀鸡用牛刀。
（2）“重祛邪，轻扶正”：
对“ 祛邪”和“扶正”的辩证关系，我国古代的医学家们就有了明确的论述。遗憾的是，在肝癌的现代治疗中，“重 祛邪，轻扶正”这样的低级错误似乎还没有完全杜绝。
在国外，中晚期肝癌患者接受化疗、栓塞治疗时，用药量较国内低，用药品种比较单一。而在国内，为了最大限度地杀死癌细胞，在用药上仍有学者主张“大剂量”、“多品种”，认为治疗效果与化疗药的用量呈正比。
“重量级”治疗导致肝功能明显受损，免疫力下降，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，也根本没有延长患者的生存期，只是让患者换了个“走法”而已。
“重祛邪，轻扶正”，忽视了肝癌发生和发展的大背景，忽略了机体抵御肝癌需要的大环境，治疗常常超过了机体本身的耐受力，超过了疾病本身的需要，可谓十足的过度治疗。
（3）盲目依赖肝移植：
肝脏长癌了，换一个肝脏不就行了。就是这样一种对肝移植的崇拜，滋生了数量可观的过度治疗，对不应该移植的患者做了肝移植。
不错，肝移植确实是一个治疗肝癌的有效手段，它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祛除肝癌细胞，还能有效地清除病毒，治愈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。从理论上讲，肝移植是治疗肝硬化背景下肝癌的理想手段。
但是，肝移植治疗肝癌也有很大的限制。肝移植后，为了防止新的肝脏被机体排斥，需要应用足够的免疫抑制剂，来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。当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时，手术前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癌细胞会快速生长，导致肝癌复发。
可见，肝移植并非适用于任何肝癌，只有那些无肝外脏器转移的小肝癌患者才最适合行肝移植治疗。对于那些患有较大肝癌的患者，伴有静脉内、肺部或其他部位转移的，肝移植后多在6个月之内发生全身复发，并在短时间内死亡。
（4）忽视经济状况：
合理的方案不一定是最科学的，但它一定是最人性化的。制订治疗方案，绝不能忽略对患者经济能力的考虑。总体来说，肝癌的治疗费用较大，远期疗效较差，除非对患者的远期疗效有较充分的把握，尽量不要治到倾家荡产的境遇。这种人财两空的局面对于患者的家庭常意味着难以维持生计，在道德层面上讲，这样的治疗方案显得不近人情！应划为过度治疗之列。
（5）多多益善：
物极必反，是客观规律，肝癌的临床治疗亦然。一项治疗对肝癌有效，反复应用可强化疗效，这是常理。但这绝不是说，这项治疗就可以无限制地重复应用。临床上，我们经常看到有患者应用介入栓塞达8次甚至是10次以上，回顾每次治疗的资料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前3次治疗疗效最为显著，第4次和第5次治疗也有一定的疗效，第6次以后的治疗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。不但疗效不明显，而且导致了相当大的副作用，这种情况也难逃过度治疗之嫌！
（6）盲目照搬：
得了肝癌，患者通常要四处打听其他肝癌患者，特别是那些疗效好的患者，希望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，达到事半功倍之效。这种作法虽是人之常情，但不能盲目，借鉴可以，绝不能照搬。
西方人有句谚语，“一个人的食物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”，用这句话来比喻肝癌治疗方式的选择很合适。肝癌患者应该结合自己的病情，包括肝癌的大小、位置、分化程度、肝功能储备以及经济状况等，选择最恰当的治疗，千万不能照搬别人成功的治疗方案。搬来了过多的“成功经验”，会让你的肝脏“消化不了”，导致过多的副作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