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，是“三结合”疗法的关键。基本思路是：西医辨病，中医辨证；西医针对具体病因，中医注重整体调理。两者有机结合，取长补短，达到“1＋1>2”的目的。
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治病的前提。所谓“辨证”，就是通过“四诊”（望诊、闻诊、问诊和切诊）获得疾病的信息，在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辨别疾病的证候（在一定意义上说，就是疾病的本质的东西）。而“论治”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，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。
由此可见，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，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，也是对辨证是否正确的检验。辨证和论治，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，不可分割的两部分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，是中医普遍应用的一种科学诊治方法，亦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。辨证论治的优点在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“对症治疗”，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“辨病治疗”。由于辨证的“证”是疾病的原因、部位、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，所以辨证论治具有本质性、整体性和灵活性的特点，尤其是在主张“个性化治疗”的趋势下，辨证论治更具有优势。
辨病治疗是西医认识、分析、辨别、治疗疾病的诊疗手段。辨病治疗借助于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工具，通过物理、生化等各方面的检查，用定性、定量的直观数据阐明疾病的致病原因、局部组织细胞的病理变化及损害和疾病发展过程时，对疾病的定位与组织细胞的损害程度做出较正确的诊断分析，并根据人体生理、病理变化的发展规律，判断疾病的预后，而且从对病因学的研究上找出治疗学的依据，从而明确治疗方案与原则，为消除致病因素促进机体康复起很大的作用。但辨病治疗方法比较机械地看待疾病，往往忽略了整体，对疾病的发病机制的研究偏于外因，对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个体矛盾揭示得不够深刻，因此在治疗上也缺乏整体性和灵活性，单纯依靠辨病的方法选用药物，在临床有时会出现难以奏效的情况，尤其是在乙肝病毒变异产生耐药性的时候会一筹莫展。
例如：慢性乙型肝炎，西医诊断主要依据病毒学检查（如二对半、HBV-DNA）、理化指标（如B超、肝功能等）和组织学（如肝脏活检）检查等，治疗的原则是抗病毒以及护肝、免疫调节等。只要理化、病毒学等指标一样，不管性别男女、体质强弱、偏寒偏热、地域南北，治法均相同。而中医则不同，同样的肝炎，有肝胆湿热、肝郁气滞、脾胃气虚、脾肾阳虚、肝肾阴虚等不同证候，治疗原则和具体方药完全不同。我们在临床研究中初步发现，肝胆湿热和脾肾阳虚的慢性肝炎病人，使用拉米夫定后发生应答的效果不一样，肝胆湿热型的应答效果明显高于脾肾阳虚型，对后者使用温补脾肾、调节免疫的中药后，应答率明显提高。而肝郁气滞型拉米夫定基因变异的发生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几型，这为使用中药疏肝理气抗拉米夫定基因变异提供了依据。
因此，在慢性肝炎的治疗上，如果能做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，运用西医的理化方法诊断疾病，运用西药抗病毒药物抑制病毒的复制，运用中医的理论进行辨证论治，提高免疫能力，减轻西药的毒副作用，延缓西药耐药性的产生，中西医各取其长，补己之短，采取中西药联合应用的“三结合疗法”，共同提高中西药的效能，对促进病毒的彻底清除，加快机体的康复，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